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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儒家人世精神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浅谈儒家人世精神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杨小霞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生存的大环境,本土化及制度化完善程度都与其有直接关系,适者生存,逆者衰而亡。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宗教,佛教已有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自从它在印度创建以后,南传至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地;北传经中亚到中国、朝鲜、日本;又一分支到中国的西北部蒙古族、蒙古共和国等地区。在这漫长的时期与广大地域内,佛教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与环境的变化,改变着自己的面貌,不断弃实、发展自己的教义、教理。佛教传人中国后,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尤其是儒家人世精神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地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中国化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主要分析儒学的人世精神在佛教实现中国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力图从一个侧面揭示当代中国佛教的走向,以期对现代化建设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纵观儒学的发展历史,自先秦至明清两千余年,始终有一条主线贯串其中,即志存天下,积极用世。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了“用世”,曾大声疾呼:“苟有用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为了济世,老夫子更是亲率弟子“斥于齐,逐于宋,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孟子继承孔子的传统,主张“用世”,倡导“济天下”。他曾对齐王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他还把自己视为“名世之士”,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孔孟之后,历代儒家均也提倡“人世”、“用世”,就连董仲舒那样的儒者,虽然一再声称“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但仍强调“圣人之为天下者,兴利也。”(《春秋繁露·考功名》)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家们更是着力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这个时期最能体现儒家人世精神的,当属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一段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外,中国士大夫的这种“忧患意识”(人世精神),还有一副对联对它作了十分生动、简练的概括,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到了近代,尤其自西学东渐之后,面对传统儒学日趋没落的现状,一些思想家像维新代表人物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从事经学研究的章太炎,还有现代新儒家的正式奠基人梁漱溟、熊十力等,他们不仅对传统的儒家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大声疾呼并致力于图存救亡的伟大事业,力图重新发扬儒家的人世精神,以完成儒家传统的重建与现代转换工作。

与儒家的人世主义不同的是,佛教自在印度创立起一直到传人中国的初期,其显着特点之一就表现为脱尘离俗,遁世潜修。首先,佛祖释迦牟尼因悲怜人生,视人生为苦海,毅然放弃即将继承之王位,以出世求解脱为高尚。后来,佛门弟子都以他们特殊的衣、食、住、行,处处表现出他们厌弃人生欲求,不染世间事务的风格。从印度佛教的发展史看,大小乘佛教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出世,追求解脱。其中大乘佛教把一切诸法,特别是世间法,看成是因缘而起,稍纵即逝的幻影假相,现实人生乃至天人之道均不足恋,最终目标都是以出世得解脱,成菩萨作佛。而小乘佛教,更是视三界如火宅,视人生若冤家,以自了为旨趣,以出世为终的。

佛教传人中国后,虽在思想内容、修行方法等方面逐渐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但一直到六世祖惠能之前,其修行方法、最终目标等方面,也都还带有浓厚的出世主义的色彩。例如,从修行方法说,中国佛教多数仍然是主张遁世潜修,提倡独处幽居,潜形山谷,泯迹人间,杜绝交往,认为这样才有利于修行。从最终目标看,佛教徒们主张“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因此,“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弘明集》卷五)

众所周知,在古代,自汉武帝“***儒术”之后,儒家作为主流文化的地位从未被真正动摇过。不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都如此。其中,其主张修、齐、治、平,提倡为王道政治服务的“人世精神”,更是深刻影响于各家学说,东传佛教也不例外。它在中国所走的道路,就留下了深刻的儒学印痕。,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的变化也是逐步、渐进的,而且往往从一个侧面、一个局部开始的。其中,它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原来的注重出世,逐步发展成既讲出世,又讲人世,主张既出世又人世,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

外来佛教来到中国这样一个注重现实人生、讲究实际的国度之后,逐渐发现如果全然不顾世俗的人伦纲常,过多地强调脱尘离俗,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最终注定要被抛弃。因此,历史上的一些佛教大德,大胆吸收、融摄儒家的人世精神,在佛教中也注重纲常人伦,强调对世间的关怀,促使传统佛教不断走向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佛教的人间化,可以说是始自“六祖革命”。惠能在《坛经》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修清净,即时西方。”“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种作风与五祖以前各种禅师的修行风格与思维方式已迥异其趣。以此为起点,中国佛教的许多名僧和宗派,根据大乘佛教“慈悲普渡”的精神,认为佛教的根本宗旨不是为了自身的修行解脱,而是为了利他济世,普渡众生。在此基础上,中国佛教常把出世与人世统一起来,主张只有把世间法干得停停当当,才能作为出世的前提。据此思想,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佛教徒大胆走出山林,投身社会,乃至涉足官场,过问政治。

此外,隋唐之后的佛教融摄儒家人世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发展表现在:通过阐释“治心”与“治世”的相互关系,把出世与人世统一起来;而且,佛教界还积极倡导佛教走向世俗化。例如,宋代名僧智圆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佛教思想家。他从小就非常喜欢儒学,常常独自阅览自学儒家经典,对“周、孔、荀、孟”都颇有研究,因此,在出人世问题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对儒学的“修、齐、治、平”的思想颇表赞赏,并逐渐把儒学的“治世”思想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中。后来,他不仅自号中庸子,而且公然提出佛儒交融,以宗儒为本,儒教修身,释教治心,二者互为表里的主张。

而在主张佛教必须走向世俗化这一个问题上,宋代的另一位禅师——“看话禅”的倡导者大慧宗杲最具有代表性。在他看来,佛儒、僧俗、凡尘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界限。在一定情况下,它们都是相摄互融的。基于这一思想,他反对把在家、出家、世俗、僧侣对立起来,甚至还认为在家修行比出家打坐更为殊胜。因为出家为僧,一心一意只是打坐修行,没有世间的许多烦恼,因此比较省力;而在家参禅,则开眼闭眼皆是尘俗事务,时时有许多的凡尘俗事缠身。因此更需要加强力量和坚定信念,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有时更能打透禅关,结出道果。在儒家人世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佛教越来越注重人伦、强调人世,与此相适应,佛儒二家也出现了相互汇合、相互交融的良好局面。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时,尤其自西学东渐以来,一方面,标榜经世的正统儒学日趋没落,甲午海战的失利征兆了儒家意识形态的没落。随着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在思想上,文化领域对儒家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儒家独占一尊、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因此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与儒家的命运不同,佛家在近代却有一种复兴的势头。当时,由于社会混乱,政治动荡,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佛教徒的队伍;同时,佛教本身精深的哲理也吸引众多知识分子参与佛教的复兴活动。但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的失落,佛教并未因为自己的地位上升而不屑儒学,或是幸灾乐祸地向儒学抢占地盘,而是深刻地感受到“唇亡齿寒”。大多数佛门大德都意识到佛家与儒家命运的息息相关,认为两家拯救世道人心的目标是共同的。例如,印光和尚认为:“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双伤。”(《复安徽万安校长书》)

因此,近代历史上许多中国佛教徒放弃了闭门苦修的出世之路,走上了慈悲济世的人间佛教之路,为佛教自身实现现代化的转换提供了一个契机。不难看出,人间佛教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深受儒家“修、齐、治、平”的人世精神的影响,不论是在家居士,还是出家僧人,都以爱国救亡、慈悲济世为己任。其人世精神较之于古代,更为明显和深刻,如敬安曾有“我虽学佛未忘世”的诗句。不仅如此,他还创办各种慈善机构、学校,积极开展人世的社会活动。辛亥革命时期,华山、曼殊、栖云等僧人直接参加了反清革命;上海玉皇法师组织700余人的僧军,参加了上海、南京的光复之役。抗战期间,广大佛教徒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举办祈祷和平法会,组织僧兵参加战地救护,参与难民救护工作。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佛学的几位高僧大德的改革和贡献,像杨文会、欧阳竟无、太虚法师等。他们所开创的人间佛教,以弘扬佛法、复兴佛教为己任,“深信佛法是‘佛在人间’,‘人类为本的佛法’是以‘人类’为中心而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而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而设契时机之佛学”,(欧阳竟无《孔学杂着》)其目的是改善人生,发达人生。例如太虚法师指出:“向来之佛法,可分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向来学佛法的,以为只要死的时候死得好,同时也要死了之后好,这并不是佛法的真义。”(《生活与生死》,《太虚法师全书》,第五册)他说:“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世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太虚法师全书》,第五十七册)他还指出“佛法并非教人隐遁现实社会,教人不做事,去享受清闲的生活,而是教人应该对于国家、社会知恩图报,所以要求每个人都要谋正当职业,如工、农、商、学、政、法等,发生害命,败坏社会风俗等之类的事是不可以做的。”同时他认为:末法时期佛教之主流,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男信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却人成佛的真现实论》)。

应该说,近代几位高僧大德所阐扬的人间佛教,带有鲜明的人世特点,究其原因,这不得不与他们早年经历有关。因为这些代表人物早年皆有一段儒学的教育背景,儒学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框架不能不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像杨文会,尽管他的佛学思想非常驳杂,但其以佛摄儒的致思趋向十分明显。他在《学佛浅说》一文中说:“先圣设教,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黄帝、尧、舜、周、孔之道,世间法也,而亦隐含出世间之法。”(杨文会:《学佛浅说》)欧阳竟无在以佛摄儒方面的成就就更大了,他早年初学程朱,继学陆王,后委身于佛学,成为一代大师;晚年则以佛摄儒,把儒学纳入他毕生学问之总体的“内外学”中,使儒学成为其“内外学”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太虚法师对儒家尤其是“孔子的伟大人格”与孔子之道作过极高的评价:“就人生在世,须知孔子之道不可须臾离,欲完全做人之品格,必由孔子之道而成就;……于人世之光,具出世之胸襟,必以佛法为归宿,乃得安身立命。”(太虚:《易理与佛》,《太虚集》,第318页。)他还说:“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化的主流在儒,故在中国不得不行此人生的佛教。”(《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

历史犹如奔流不息的长河,中国佛教的未来,是中国佛教过去的延续。如何把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佛教的未来实践中去,并结合未来社会的新形势,适应人们的新需要,创造出新经验,以规范中国佛教的未来走向,这是关系到中国佛教命运的重大问题。值此新世纪之初,我们应该继续高举人间佛教的大旗,积极融摄儒学的精华,发扬其济世精神,大力弘扬人本的关怀,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从而尽快实现佛教的现代化转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