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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仁、义、忠、孝”形成

佛教的“仁、义、忠、孝”形成

宋代在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开辟了很多古佛教所没有的教义新领域。佛教的世俗化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大趋势,到了宋朝,又有了很多新的特点。宋代初年,王朝以儒治国,当下儒学大盛,一代文豪在其修撰的《本论》中,认为中国佛教为患,是“王缺政、礼义废”的结果,他认为只要“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则“世虽有佛,无由而入”。而理学家程颢则更鲜明的抨击佛教“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世间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哪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程颐批评神禅:今之学禅者,平居高谈性命之际,至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晓者,此只是实无所得也,禅宗放任自然,不问世事的风气受到了道教的抨击。在《万善同归集》中说:“文殊以理印行,差别之义不亏;普贤以行严理,根本之门靡废。本末一际,凡圣同源;不坏俗而标真,不离真而立俗”。这从理论上论证了僧尼参与世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克勤更认为“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佛法”。

在儒学大兴的宋代,宋时佛法也吸收了儒学的精髓,用来发展充实佛教的新教义,即针对程颢所言的“忠、教、仁、义”。智圆说:“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也”。契嵩的名着《辅教编》中有《孝论》12章,以儒的《孝经》阐明佛意,同时批评后世的佛者,不能尽《孝经》者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他认为佛教不可离“天下国家”大事和君臣伦理规范,而只管一人修行:“佛之道岂一人之私为乎?抑有意于天下国家矣!何尝不存其君臣父子邪,岂妨人所生养之道邪?”在两宋之际的禅宗领袖宗杲,用“忠义心”来解释作为成佛基石“菩提心”。他说:“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 一网打就无少无剩余矣”。宗杲自谓:“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运往矣”。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宋代佛教所推行的“忠孝仁义”,彻底结束了沙门与王者的对抗,自此,僧尼臣服于君王。明代神僧元贤说:“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矣”。在崇宁二年编制的《禅苑清规》,连国家行政长官放在的祖师之上,在寺院住持的上香祝辞中,先是祝当今圣上“圣寿无穷”其次愿地方官僚“常居禄位”,再次谢祖师“法乳之恩”。

至隋唐时寺院经济与世俗社会的联系则相当活跃,寺院普遍设立了商业性服务项目,发展营利,在寺院内部的人员分工也日趋严谨,上下级关系非常清楚,禅宗初期平等关系不复存在。在农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寺院,与世俗生活更加接近。